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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洪 | 党建目标的百年演进及经验启示
BSTRACT
摘要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成长壮大，关键在于党建目标的正确引领。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建目标定位于“群众化”与“布尔什维克化”，以党建“伟大工程”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建目标致力于“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领导”，党领导人民把国家建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新时代，党建目标着眼于“先进性、现代性和革命性”的统一，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政治保证。借鉴百年党建目标的历史经验，党只要实现好新时代党建目标，就一定能建成世界最强执政党。
EYWORDS
关键词
党建目标；历史演进；经验启示
UTHOR
作者简介
刘宗洪（1957-），男，上海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
OUNDATION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强党内政治生活时代性研究”（17BGJ029）。
一、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源头：从“群众化”到“布尔什维克化”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前夕，其早期组织就对“建成什么样的党”进行了探讨。1920年7月，蔡和森在与毛泽东通信时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要以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1]。一大把党的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就向世界宣布了党建目标是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一）建党初期党建目标的萌芽党在创建的时候就以列宁主义党建原则为指导，采用了“一种更加严密的新型政党组织方法”[2]，但党建目标的“中国因素”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一大之后，中央局把发展党团组织和开展工人运动作为首要任务，实行的是禁止党员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的关门主义政策，因而，党的组织和党的各项工作发展十分缓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究竟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二大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3]。这是党第一次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提出党建目标，其核心要素是“大群众组织”和“最具革命精神”。依据二大确定的党建目标，党的工作就聚焦于“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4]和增强党的纪律性和集中性。二大之后，党建工作一方面开始扎根于工人群众的基层生活，通过扩大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影响努力实现“民主主义大同盟”；另一方面，开始强调铁的纪律和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二大通过的党章强调：“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5]，党员中有违背本党宣言章程及大会各执行委员会之决议决案者，欠缴党费三个月者，无故连续四个星期不为本党服务者，留党察看期满而不改悟者，泄漏本党秘密者，均开除党籍。二大党建目标的背后意蕴是实现党的“群众化”和“布尔什维克化”。可以说，二大党建目标是百年党建目标的理论源头和历史起点。
（二）五大前后党建目标的凸显二大党建目标是党的性质和当时国情的集中反映，但党内对此却存在认识上的分歧。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适应目前革命形势之需要”[6]。陈独秀公开表示：“建立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是一种乌托邦。”[7]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由于许多党组织未能按二大党建目标积极地发动群众，因而党的队伍发展依旧缓慢，“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几乎没有联系”[8]。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工人运动陷入低谷，党员退党现象也时有发生。如何把革命低潮推向革命的高潮？党内不少同志把党的发展寄托在国共合作上。“我们必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9]三大提出国共合作，一方面是基于革命形势的需要，另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党建工作的策略变动。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后虽然扩大了政治影响，但党的发展还是难有起色，一些地方党组织甚至出现萎靡或弱化现象。为增强党的力量和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1924年5月召开的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再次强调了党建的群众化。会议指出，“不可在产业无产阶级中渗入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要把在产业工人中扩大党组织作为现时的根本职责之一[10]。基于这样的认识，四大明确要求地方党组织加强和扩大党的组织，强调“在工人群众中吸收党员已成为刻不容缓的工作”[11]。四大以后党员数量突飞猛进，至五大前夕已达5万以上，组织起来的工人群众和农民群众也分别达到了280万和900余万。1926年5月1日，陈独秀在《校刊》上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日益发展的群众大党”[12]。党员数量的增加壮大了党的队伍，但党内不纯现象如腐败、贪污党的活动经费以及热衷于到政府做官伴随而来。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特别通告，要求党组织毫不留情地清理审查腐败分子，“不可令留存党内，使党腐化，且败坏党在群众中的威望”[13]。为保证党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五大在重申扩大党组织的同时提出了全党实现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本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14]从一大到五大，党的建设虽然在艰辛中摸索，但“群众性”与“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建目标却日渐清晰起来，为延安时期建设一个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实践基础。（三）延安时期党建目标的成熟遗憾的是，五大确定的党建方向在王明实际掌控党中央领导权后被改变。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大肆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出了所谓“百分之一百的布尔什维克”的党建目标，要求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全部统一到共产国际的指示上来。为此，王明及其追随者在政治路线上盲从共产国际，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斗争中推行冒险主义。由于王明的党建目标丢掉了“党的群众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灵魂，从而导致红军由30万人锐减到3万人，中共党员也从30万人缩至4万人，白区损失几乎百分之一百。为纠正王明在党建目标上的错误，党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决定迅速壮大党的力量，于1938年3月15日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远落后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15]为使“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毛泽东于1939年10月4日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党建新目标：“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6]这一党建目标是对五大党建目标的继承、发展和升华，基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实现“党的群众化”和“布尔什维克化”。在毛泽东党建目标的指引下，共产党员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党员队伍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4万人迅速于1940年增加到80多万人。抗日战争结束，121万党员已经遍布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党的组织壮大后，由于不少新党员缺乏党的基本知识和马克思主义修养，加之他们与生俱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因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又被提到了党建的重要日程。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依据毛泽东提出的党建目标，决定加强对党员和党员干部的政治教育，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加强党性修养。延安整风实质上就是一场“心智模式”的转换，不仅端正了党员的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而且把一个以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成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高度统一起来，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好了充分准备。从瑞金到延安，党为什么从弱小变强大？关键就在于实现了“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与“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相融合的党建目标。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领导核心：既要“保持先进”又要“善于领导”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党建目标确保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执掌全国政权后就要提出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党建目标。从社会主义改造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再到改革开放，党曾经多次提出党建目标，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历史的实践表明，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把“保持先进”和“善于领导”作为党建目标的两大支柱，是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胜利的根本保障。（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建目标的开端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环境和任务发生了变化。就环境而言，党从熟悉革命战争转变为执掌全国政权；就任务而言，党从夺取全国政权转变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党要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党建目标就要解决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方面，党要经受“贪图享乐”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党员干部当了“官”，从过去的“无权”变成了“掌权”。历史实践表明，掌权者在有机会获得资源的条件下往往潜藏着腐败蜕变的可能。恩格斯曾经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17]党执掌全国政权后，一些党员和党员干部开始贪图安逸舒适、追求物质享受，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少数革命意志薄弱者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进攻还走上了犯罪道路。在“三反“运动中查处的“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就是典型案例。陈云指出：“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能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18]为保持党的性质和优良作风，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防范党员干部蜕化变质的举措。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要求全党严格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此后的一年，各中央局、分局及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共受理各种违反纪律案件8671起，处分党员8026起，其中涉及党纪处分者136人。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吸引人民群众在报纸刊物上公开批评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19]。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重点就是解决领导干部的骄傲自满和官僚主义，以及少数党员干部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的问题。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从严治党，使全党继续保持了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另一方面，党要经受“发展经济”的考验。经过28年的革命，党指挥战争的艺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事实上，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比夺取政权更为艰巨、更加复杂，需要花费的时间也更长。党要适应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新任务，就要把发展经济的能力作为加强自身建设的重点。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20]对大多数党员干部来说，过去熟悉的东西用不上了，需要学习和熟悉现代化大生产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管理，要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内行和专家。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党未雨绸缪，高瞻远瞩，广大党员干部边学习、边实践，很快恢复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1952年，我国在以巨大财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值也比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增长了20%。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仅标志着党从领导革命到建设国家的转变，而且彰显出党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国的能力。从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应对“两大考验”而采取的党建举措来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建目标发轫于“保持先进”和“善于领导”两大理念，并由此开启了党在全国执政条件下党建目标的前进航向。（二）建设时期党建目标的摇摆1956年至1978年间虽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但都属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阶段。在这20多年的时间里，前十年的党建目标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党建目标则误入了歧途。在我国实现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党对社会发展有两个重大判断：一是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二是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了敌我矛盾而处于主要地位，党只有通过正确处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团结全国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巩固我们的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两个矛盾”的变化需要党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党建要求转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建目标，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1956年4月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开篇之作，研究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问题，旨在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高党领导国家和发展经济的能力，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的需要。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党建层面就是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而目的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党的先进性，谋求“上下同欲”的新型党群关系，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依据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后的党建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21]“三又”党建目标是党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建方向的确认与拓展，把“保持先进”和“善于领导”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党建目标的正确引领下，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局十分顺利，经济发展连年高速增长，党的精神面貌更是朝气蓬勃。正当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时候，党内骄傲自满的情绪开始抬头，“左”倾思潮逐渐滋长。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推动了“左”倾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从1963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夸大了党内矛盾的对抗性，党建目标已经出现偏差。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提出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22]的党建目标。这一目标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斗争对象，不仅主张“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把“打砸抢”的造反派列为党内“先进分子”。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内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表明，党建目标一旦偏离党的正确领导和党的先进性建设，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建目标的定位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重新摆在了全党面前。1980年邓小平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23]的时代之问。为把全党的精力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3年10月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建目标：“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24]这一党建目标不仅强调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革命性质，而且突出党“领导发展”的核心地位，因而明确了新时期党建目标的方向，即“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领导”。伴随改革开放的推进，西方的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开始向我国渗透。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外部环境的考验，在政治上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贪污腐化，生活上奢靡堕落，党和群众的关系一度出现紧张。邓小平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5]。为回答党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26]的党建目标。这一党建目标把党的“先进性”聚焦于理论武装、坚持宗旨和团结统一，把党的“领导核心”定位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和“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对邓小平提出的党建目标作了具体展开，又反映了改革开放条件下党建的新要求。进入21世纪，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27]。面对党所处环境的新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党建目标：“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归根到底成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永远保持先进性、经得住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28]这一党建目标继续沿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领导”的轨迹前进，但认识更加深刻，内涵更加丰满，要求也更加具体。在党的领导上，强调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能“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在党的先进性上，突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可以说，进入21世纪，党建目标具有科学性、务实性和可操作性特征。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八大，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曲折中发展、在波浪中前进，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二位。究其根因，就是党在党建目标上不断坚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使我国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强大政治优势。
三、建设世界最强政党：以“先进性、现代性和革命性”为目标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党建目标的历史实践，把党建成了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党在新时代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对党建目标进一步创新，“真正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政党”[29]。（一）新时代党建目标的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有实现民族复兴之大局，影响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的因素更加复杂。党在新时代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0]的党建目标。这一目标的理论逻辑依然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加强党的领导，因而是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建目标的丰富和创新。学习是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服务是体现党的宗旨，创新是强调党对事业的开拓，归根到底，党要通过“保持先进”和“提高能力”继续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三型”党建目标的引领下，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经济上，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科技上，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国防上，军队和装备建设稳步走向现代化；治党上，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进一步完善党建目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十九大上正式宣布：“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1]新时代党建目标集百年党建经验之大成，着眼于先进性、现代性和革命性的三者统一，其历史地位在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第一，“走在时代前列”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不仅在于有良好的政治品格，更在于“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2]从根本上说，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和正确纲领的指引，能领导群众遵循历史规律实现革命的目标。新时代党建目标再次强调“走在时代前列”，反映了党对“先进性”核心要义的完整坚守。第二，“人民衷心拥护”反映了政党政治的现代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建目标的一贯要求。然而，新时代党建目标不是简单重复党的宗旨，而是强调“人民衷心拥护”的民心状态，重在推动政治理念向政治效果的转变。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中，政党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或桥梁，是代表人民控制政府的，因而，任何政党失去人民支持就毫无价值。新时代党建目标突出“人民衷心拥护”，彰显的是现代政治的最高境界和最高水平。第三，“勇于自我革命”反映了大党老党在政治品格上的革命性。“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殊品格，是大党老党焕发生机和活力的根本路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党要在执掌全国政权70多年后长期保持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就必须有勇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可以说，党的先进性、现代性和革命性在新时代党建目标上的配置，能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
（二）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百年贯通如何实现新时代的党建目标？基本路径就是传承百年党建目标的逻辑脉络，继续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加强党的领导”为党建的核心目标。第一，党要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目标从民主革命时期的“布尔什维克化”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和新时代的建成“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都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党的指导思想就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党的组织原则就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党的工作作风就要坚持群众路线，党员就要有大公无私的品德。可以说，党建目标以建成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归属，党才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第二，党要与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百年党建目标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从革命时期的“大群众党”到建设时期的“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建目标的一个始终不渝的追求就是构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此，实现新时代的党建目标，唯有抓住“人民衷心拥护”的关键词，才能凸显党在现代政党体系中的独特优势。第三，党要有崇高的政治品格。共产党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历来是党建目标的重要选项。早在建党初期，党建目标就规定党是“最具革命精神”的；延安时期，党建目标强调了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夺取全国政权后，党建目标的内在要求是“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精神；而到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建目标突出了“清正廉洁”；进入新时代，党建目标则添加了“朝气蓬勃”精神。为此，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党只有坚守先进纯洁，才能自觉进行“自我革命”。第四，党要保持高度的团结和统一。从革命时期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的完全巩固”到建设时期的“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巩固”，党建目标都致力于建设一个团结统一的大党。因此，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务必坚持“高度集中”的建设方向，确保党“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三）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的历史借鉴党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就是不断实现党建目标的实践过程。回望百年党建目标的成功之路，对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有重要启示。第一，实现党建目标需要科学的党建布局。党建目标确定之后，谋划和实施党建布局就成为关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党建目标后，中央就号召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并通过延安整风帮助党员进行本质改造。执掌全国政权初期，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建目标的历史起点。针对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等问题，党中央于1953年11月作出了《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在确立党建目标之后总会有完整的党建布局来配套。党的十九大在提出党建总目标的同时还确定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34]的党建总布局。依据党建的历史经验，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需要把落实十九大党建总布局作为重中之重。第二，实现党建目标需要常态化的政治教育。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严格的政治教育始终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有效举措。1923年党中央发布的《教育宣传问题决议案》是党最早关于党员教育的文件，此后，党内教育就成为党内政治生活的日常活动。到了延安时期，党内教育不仅规模大，而且走向了制度化。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号召全党来一个学习竞赛，党内出现了“吃小米饭，攻理论山”的催人振奋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极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党建的历史经验启迪我们，实现新时代党建目标务必以常态化的政治教育对全党进行“革命性锻造”。第三，实现党建目标需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从严治党，主要是用严格的党纪规范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的言行。从二大党章对党员提出纪律要求到五大成立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党都用严格的纪律来保持党员的先进和纯洁。纪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1939年，党提出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建目标后，党中央就在1940年7月15日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问题的指示》，坚决把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据冀中区统计，在9万名党员中，被洗刷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和落后分子共2730人，占党员总数的3%多一点[35]。在夺取全国政权后，1951年党结合“三反”运动开展整风，对违纪和不合格党员进行处理，共有65万个党员离开了党组织。截至1953年6月底，被清洗或淘汰出党的人，在机关支部一般占党员总数的4%，多的到8%（如西安），在工矿、企业支部一般占党员总数的10%，多的达到14%（如山东）[36]。党在执掌全国政权初期为什么能继续保持先进性？有严明的纪律约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依据党建的历史经验，党在新时代实现党建目标务必坚持“严”字当头的治党方针，把严格执纪作为保持先进性的根本。第四，实现党建目标需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党的领导资格和领导能力是贯穿百年党建目标的一条主线。从二大到五大的党建目标在总体上是正确的，但党的发展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有经验的干部。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干部工作，不仅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中央党校等学校培养教育干部，而且通过革命实践的锻造，让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走上领导岗位。1938年，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37]在民主革命时期，延安整风后的干部队伍最成熟最有能力也最有担当，大大加快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依据党建的历史经验，党要在新时代实现党建目标，务必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和本领高强的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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